“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逐步在横琴打造形成了全国唯一的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发挥出澳门高校人才丰富、转化需求强，以及广州、深圳制造业体系强大等综合优势，推动研发成果快速对接产线。目前，珠研院累计开展联合研发、委托研究等商业项目已经超过180项，总金额超1.2亿元。”
在距离澳门大学约10分钟车程的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简称：珠研院）内，珠研院院长陈国凯向南方财经记者表示。
2019年3月，由澳门大学与横琴新区管委会签约共建的珠研院，是观察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进程的一扇“窗口”。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建成2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及33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首次跃居全球创新集群榜首，“澳门—珠海”科技集群排名也从第100位升至第98位，再次入围全球百强。
迈入2026年，直面席卷而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迎来新信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这也是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到2021年“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再次被纳入中央顶层规划。
“这释放出两个明确信号：一是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驱动地位更加突出，创新驱动是国家长期战略；二是进一步凸显大湾区在全国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与京津冀、长三角共同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三大战略支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谢来风向南方财经记者表示。
谢来风表示，历经数年发展，目前粤港澳三地科创合作正逐步由过去的项目化、点对点协同，迈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融合发展新阶段，与此同时随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创新集群逐步形成全球领先的创新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外溢效应正逐步显现并持续增强，未来有望带动周边城市形成更紧密的创新与产业联动。
粤港澳创新角色“新变”
“过去，粤港澳三地基本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协同模式：香港强在基础研究、国际规则对接与科技服务，澳门在中医药等细分领域有科研基础，拥有完整制造体系的广东则长于产业创新。”谈及过去粤港澳三地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分工模式，谢来风表示。
珠研院的核心研究方向之一，就是生物医药大健康。陈国凯告诉南方财经记者，依托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澳门大学)等国家重点实验室及优势学科院所的研究力量，珠研院持续在横琴开展应用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工作，其中珠研院二期场地就建设在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内。
“珠研院还设立了中华医药及转化医学研发中心，主要开展中药质量有效性、安全性、稳定性以及癌症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发育、衰老、神经及代谢紊乱等研究与产业化。目前珠研院在中医药、干细胞等领域的科研成果已逐步走向临床应用或实现工艺改进，并陆续与上海、山东、南京等多地医药企业展开市场化合作。”陈国凯表示。
在过去的合作模式基础上，近年粤港澳三地创新角色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三地分工边界不像过去那么明显，更多呈现‘融合创新’的特征。例如深圳在量子计算、合成生物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实力逐步显现，广州也在持续加强大科学装置建设与投入，科学中心功能逐步增强。与此同时，香港正通过北部都会区规划，探索高端制造与实验室级别的‘精微制造’，积极培育先进制造与产业创新能力。”谢来风表示。
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新化工”综合研究平台授权负责人周博告诉南方财经记者，目前实验室已引入总价值达1.7亿元的高端科研装备，并从2024年开始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
“我们在仪器设备引进方面主要考虑产业需求，目前已引进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原子力显微镜、聚焦离子束—电子束双束电镜等设备。从2024年启动共享开始，已开通超400个账户，设备累计共享时长超过9万个小时，服务外部企业及高校院所超过50家。”周博表示。
目前，广东建有或在建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超10个，覆盖能源、材料、生命科学等关键领域，数量规模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从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到东莞散裂中子源，随着一批国家大科学装置逐步落地、运行，广东正进一步将创新优势从产业应用端向基础研究源头布局。
与此同时，香港也在发力产业创新。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行政长官2025年施政报告》显示，香港将透过灵活批地、税务优惠、资金补助和人才培育等优化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巩固金融、法律等传统优势产业，另一方面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包括先进制造、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AI）与数据科学等。
随着各自“扮演”的创新角色发生改变，粤港澳三地合作模式也迎来一些新的变化。
“一些新的合作模式开始出现，从过去的‘前店后厂’转向‘前研后产’或‘前厂后店’。比如，由深圳制造业总部企业向位于香港的研发中心下单，开展高端研发与样品试制，借助香港的国际化科研资源优势，实现更高附加值的创新协作。”谢来风表示。
谢来风认为，整体来看随着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将从过去的项目化、点对点协同，迈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科技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融合发展新阶段，更多涉及制度层面和要素层面的深度合作。
迈入“创新外溢”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首次跃居全球创新集群榜首，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外溢效应正逐步显现。
如何理解创新外溢效应？
“硅谷是一个典型例子。”谢来风表示，发展之初硅谷的创新资源主要集中于北部的斯坦福大学周边，后期随着一批科技企业、风投资本加入，带动周边企业、人才、资本形成互动，才在南边逐步形成一个科技产业集群，完成了从学术点到产业面的发展演变。
“这种市场自发与政策引导共同推动的‘创新外溢’，正是区域创新能级跃升的关键。”谢来风表示，“可以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也已经走上‘创新外溢’的增长轨道，而且随着三地科创合作在市场驱动与政策导向双重作用力下持续加密，未来这种创新外溢效应也将进一步增强。”
在大湾区，这种外溢正在加速发生。
珠研院是一个缩影。它不仅是研发基地，更是推动澳门科研成果向湾区乃至全国转化的中转站。“截至目前，珠研院已与国药集团、华润医药、珠海一微半导体等20余家企业签订联合实验室协议，商业合作覆盖智慧城市、中药质量、食品质量、法律规范、生物医学光学和光学分子成像等研究或检测领域，总金额超过人民币1.2亿元。”陈国凯表示。
随着前端科研资源不断集聚，2024年，广东全省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超7.7万家，占全国的15.4%，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超过13万亿元。同年，广东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18284.6亿元，扭转了连续两年的下降趋势，止跌回升，实现同比增长10%。
不仅仅在大湾区，谢来风表示，此次北京、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分别扩围至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也是顺应创新外溢规律的体现。
与此次迎来扩围的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国际科创中心相比，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具备哪些独特优势？
“一是市场化程度高，以企业需求为主导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化，资源配置效率突出。二是国际化水平高，依托香港、澳门，便于对接国际科研资源、人才与规则，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三是产业集群完整，拥有扎实的制造业基础与完整的产业链，能让科技创新快速转化为产品。用好这些优势，加强区域协同，是释放更大创新外溢潜能的关键。”谢来风表示。
谈及三大国际科创中心的竞合关系，谢来风也表示，“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并非‘零和博弈’，更多的是正向协同，关键在于用好各自的资源优势。例如，大湾区可利用京沪丰富的风投资本和高校资源，京沪则可借助大湾区强大的工程转化能力和完整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
需加强科技要素跨境流动
长处与短板恰如硬币的两面。具备链接国内国际市场优势的粤港澳大湾区，也面临着一个其他科创中心不需应对的挑战：粤港澳三地间科技要素的跨境流动瓶颈。
“其中，数据跨境是一个重要方向，粤港澳三地都在争取突破。”谢来风表示，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畅通流动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一些试点已在推进，前海正与香港探索金融征信数据的互通，便利企业跨境融资；南沙则在尝试医疗数据的跨境流动，方便港澳居民在内地就医。
2025年12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联合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共同发布《关于携手打造港深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明确到2027年底，落地20个以上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金融领域应用场景。
在南沙落地的粤港澳大湾区医疗跨境数据空间则依托数据合约与使用控制技术，建立起医疗数据分级授权机制，对身份信息、检测参数等多类数据的操作实施管控，促进医疗数据流通共享与价值提升。
与此同时，一批服务于“数据出海”的基础设施也陆续落地。
位于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内的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就是粤东地区数据出海的枢纽，主要发展境外“来数加工”、国内“数字文化产业”出海、国内“大模型出海”等业态。其中，落户产业园的柏亚深汕数据中心已与电信、联通、移动三大运营商合作构建跨境专线关键传输节点。
“企业用户只需完成工商信息报备，即可申请使用新型国际网络，并获得三大运营商提供的专线安装与技术支撑。”汕头寰宇星链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主管蔡欣洵向南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公司已服务企业超过600家，预计未来可支持约3000家企业同时开展数据访问。
不过，瓶颈仍然存在。
“目前大湾区要素流动整体上仍呈现‘点状突破’态势，大量数据，特别是用于AI训练的高价值数据，跨境流动仍面临诸多障碍。”谢来风表示。
谢来风认为，当前大湾区科技要素跨境流动瓶颈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层面，跨区域规划、政策协同不足，尤其是在与港澳的科技资助、人才政策、大科学装置共享等方面需加强协调。二是市场层面，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仍受制于制度差异，特别是数据跨境流动难，制约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发展。
进一步的改革信号已经发出。
2025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明确，2026年广东要突出抓改革、促开放，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迈出新步伐，不断做深做实“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并强调要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改革和开放是不能够割裂的。此次全会强调的开放是‘制度型开放’，重在规则、标准、监管的对接，同时聚焦服务业、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改革则将重点落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本、技术、数据）和营商环境优化上。”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向南方财经记者表示。
林江建议，未来广东可通过持续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服务业与数字贸易的制度型开放窗口，同时进一步探索扩大电信、金融、医疗、教育等专业服务领域的开放空间，以更好地发挥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关键效应，推动粤港澳三地从政策叠加走向功能互补。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突破要素流动壁垒是必答题。
对此，谢来风建议，未来应重点突破两大方向。一方面是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借助香港优势，协同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另一方面是加快推动科技市场一体化，在资金、数据、技术等要素流动上加强机制对接，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能。
“比如，探索建设国际数据枢纽，以香港为试点，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推动数据跨境流动，特别是在金融、医疗、科研等领域实现率先突破，以更好地支撑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谢来风表示。
直面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粤港澳大湾区能否抓住全球科技创新格局重塑的新机遇，关键或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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